從國內和國外養殖業政策對比來看，我國各級政府日益重視生豬養殖糞便污染處理政策，相繼出臺一系列有關生豬養殖糞便處理的政策。首先，中央層面主要通過控制型和激勵性政策 相結合的方式解決糞便處理。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提高糞便排放標準，禁止亂排和隨意堆放，另一方面，通過對沼氣、有機肥等糞污處理相關技術措施提供補貼， 配套專項資金鼓勵建立專業養殖小區，集中處理養殖糞便。其次，政府政策引導生態養殖。各級政府聚焦生態養豬，鼓勵建立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做好科學規劃布局、加強環 保設施，從源頭上減少糞便排放。其中河南、山東、福建等省份成為生豬環保重要改造省份。新政策的相繼實施增大生豬養殖場成本，豬場建設環保投入占總投入比重由20% 增加至40%?50%，每頭出欄生豬均攤成本將增加至30～50元。 最后，鼓勵糞污的資源化利用實現糞污的綜合利用和達標排放。重點對沼氣綜合利用工 程和有機肥項目進行補貼，在對糞污厭氧發酵處理的同時進行有效利用，既能實現經濟 效益，也能實現生態效益。
發達國家的養殖業污染治理政策同樣采取了控制型政策與激勵型政策相結合的方式，治理效果明顯。但是我國的畜牧業污染治理工作剛剛起步，相關法律法規建設需要 進一步完善。在具體補貼環節、補貼方式和補貼力度方面仍然需要進一步明確；此外， 養殖業污染治理政策要政府統一規劃，以中央政府為主體，各級地方政府為輔。當前我 國政策中央層面仍然以法律法規建設為主，缺乏補貼政策的頂層設計。限于財政力量， 各地政策制度和執行力度不一，養殖業污染治理總體政策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
從政策效果來看，當前各級政府的畜禽污染政策推動了生態養殖的發展和生豬糞便的處理，但也對生豬養殖產業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環保法規推動生豬產業轉移，形 成生豬養殖調整區。在新形勢下，2015年生豬存欄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緩解規模快速擴張所導致的產能過剩壓力，但也導致了豬肉價格的上升。其次，《畜禽規模養殖污 染防治條例》、《新環保法》等的出臺，要求生豬養殖減量提質，明確生態環保目標， 再加上勞動力成本增加及市場風險增大，使養殖的門檻不斷提升，生豬行業整合速度加 快，落后產能逐漸被淘汰，規模化和標準化進程加快。例如，2014年正大集團、雛鷹農牧、溫氏集團、牧原股份等規模企業憑借資金、技術實力及規模化等優勢迅速發展，規模化產業布局將加快生態環保養殖的轉型。最后，現有關于生豬養殖糞便資源化利用補貼政策，大部分針對規模化養殖場，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促進了養殖的規模化發展趨 勢，但是廣大小規模和散養戶的糞污處理仍然未能得到較好解決。盡管從長期看，小規模養殖戶在環境標準和市場的雙重壓力下，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但是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如何鼓勵小規模養殖戶糞污處理仍然是當前政策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